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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经济正经历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型，这一进程迫切需要以长期稳定的对外开放模式作为坚实支撑，为产业升级、创新驱动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但与此同时，全球经济环境正面临显著挑战：逆全球化思潮持续升温，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频出，全球产业链与经济格局进入深度调整期，这些外部变量为中国的开放发展增添了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坚定不移推进制度型开放，成为应对内外复杂形势的必然选择——通过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领域与国际通行体系对接，构建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既是主动适应全球变局的战略举措，更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金融市场的制度型开放是这一进程的关键环节，其核心目标是通过规则体系的系统性优化，提升市场的国际适配性与运行稳健性。这不仅需要稳步拓宽市场准入边界、提升国际化服务能力，还需推动制度规则与国际通行准则的深度衔接，同时严守金融风险防控红线，在开放进程中筑牢安全防线。而在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的各项任务中，引导跨境长期稳定资金尤为关键。从全球成熟市场的发展经验来看，这一共识已得到充分验证：这类资金具备周期长、波动性低、聚焦战略价值的显著特质，既能为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 “稳定器”，有效对冲短期资本快进快出引发的市场震荡，又能凭借长期投资视角，引导资本向重点领域倾斜，为市场功能升级与可持续发展注入长效动能。因此，依托制度创新吸引并规范跨境长期稳定资金，不仅是检验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成效的核心标尺，更是提升市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支撑。

　　金融制度型开放的本质是通过规则对接和系统整合，实现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标准兼容并蓄。与传统“要素流动型开放”相比，它更注重制度环境的透明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有助于为跨境资金创造可预期的投资环境，吸引境内外长期资本成为金融市场的压舱石。从战略发展维度，制度型开放不仅关乎金融业本身，更承载着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话语权、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国际竞争与合作能力的战略使命。

　　回望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制度基础薄弱，外汇稀缺、资本要素匮乏。在此背景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相继试办经济特区，以优惠的开放政策吸引外资、扩大出口，利用国内劳动力要素、引进和促进资本要素流动，有效提高了国内的生产效率。进入21世纪，外资投资的正面清单管理模式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性大大加强，外资引入和外贸快速发展，要素流动型开放初步建立起来。在早期全球化浪潮中，要素流动型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总量和全球贸易份额占比的跨越式增长。然而2018年以来，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战略性贸易战、关税战升级，外部环境对中国进一步的开放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此全球的大变局之下，中国金融开放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从传统的放宽市场准入、放松额度限制，转向制度体系的全面升级，从而助力经济突破保护主义造成的国际要素流动的障碍。一方面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持续升级。2024年，中国人民银行等金融管理部门推出“三联通、三便利”六项政策举措，优化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RQFII）跨境资金管理，启动“跨境理财通2.0”，形成涵盖股票、债券、衍生品及外汇市场的多渠道多层次开放格局。2024年底“债券通”年交易额突破10.4万亿元；“互换通”实现境外投资者使用“债券通”债券缴纳保证金；“跨境理财通”进入2.0阶段，个人投资额度从1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并扩大了产品范围和参与机构类型。另一方面市场准入大幅扩宽并逐步转向规则对接。2020年新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将金融业负面清单条目从11条减至6条，取消了部分金融企业的外资股比限制。各自由贸易试验区及金融开放试点相继落地，允许外资机构在绿色金融、养老金融、家族信托等新兴业务上“同等待遇”进入。在市场准入扩宽的基础上，中国在规则层面也积极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与金融规则，推动制度型开放从“准入”向“准则”转变。2021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在离岸新型国际贸易、跨境资产管理等领域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开放；2022年中国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在数据流动、知识产权、金融服务等领域与国际规则接轨。

　　（一）跨境长期稳定资金是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的关键支撑，是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基础

　　长期资本主要来自养老金、主权基金、保险资金等机构，以追求长期稳健回报为目标，不易因短期波动而迅速撤离。它们的进入提升了市场资金的“粘性”，在波动周期中形成“稳定器”效应，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降低系统性风险。而随着中国权益市场和人民币债券在国际指数中权重提升，中国金融市场逐步融入全球配置体系，国际话语权和对外部冲击的抵御力同步增强。面对跨境长期稳定资金对市场的积极影响力，中国当下正积极建立透明、规范、与国际接轨的市场规则，推动金融制度型开放，中国市场对这类资金的吸引力因此得到显著提高。

　　股票市场的吸引力与外资参与度提升的正向循环：随着沪深港通、ETF互通及境外机构投资者准入政策的逐步完善，外资持股比例稳步提升。截至2025年初，外资持有A股市值约占总市值的4.5%，较2018年翻了一倍。以MSCI中国指数和富时罗素中国指数为代表的国际指数，均已将A股纳入更高权重，吸引了全球被动资金和养老金、主权基金等长期配置资金，也增强了市场的价值投资理念，降低了短期波动性，从而再次形成对更多外资的吸引，完成投资的正向循环。

　　债券市场国际化程度跃升：中国债券在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中占比升至第三位。截至2025年1月末，境外机构托管余额达4.2万亿元，较五年前增长近三倍。这一增长得益于结算、托管、评级等制度体系与国际标准的持续对接，为长期资金流入创造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跨境支付基础设施突破：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覆盖185个国家4800余家银行，2024年交易规模达175.49万亿元，同比增长42.6%。区块链技术的深度应用使交易处理时间缩短至2分钟以内，错误率降至传统系统的1/5，为跨境资金高效流动提供了坚实保障。

　　跨境长期资本不仅是金融市场的 “稳定器”，更是推动中国特色双循环格局构建的关键纽带。其核心价值在于突破 “单一市场稳定” 的局限，通过 “金融 — 产业 — 居民 — 内需” 的多层传导，形成与实体经济、居民财富、资本市场的正向反馈闭环，为双循环注入长效动能。

　　从产业端看，跨境长期资本凭借周期长、战略导向明确的特质，能精准对接科技创新、高端制造、绿色转型等产业升级关键领域。与短期热钱相比，跨境长期资本追求的是长期稳健回报，因此能够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更好契合。在制造业升级方面，跨境长期资金为研发驱动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提供了“耐心资本”。以新能源汽车、光伏、半导体等行业为例，研发和产业化周期往往长达数年甚至十年，长期资金的持续投入不仅帮助企业形成国际竞争力，还推动了技术突破与产业链完善。其次，在绿色转型方面，跨境长期资本天然契合“双碳目标”。越来越多的国际主权基金、养老基金设有绿色投资比例约束，它们进入中国市场，推动绿色债券、绿色基金快速发展，助力新能源、储能、氢能等新兴领域。国际资本带来的不仅是资金支持，还有全球化的治理经验和可持续投资标准，这对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完善具有示范作用。再次，在数字经济与新基建领域，长期资金加快了人工智能、云计算、5G等新兴产业的成长。资本不仅改善了企业的融资结构，降低了融资成本，还促进了中外企业在技术标准、市场拓展上的合作。这种长期资本与产业的深度结合，为中国产业转型提供了坚实支撑。

　　从居民端与内需端看，这一过程还会通过财富效应激活国内大循环。当跨境长期资本推动资本市场稳健增长时，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如股票、基金等）价值随之提升，资本性收入占比增加，进而改善收入预期、增强消费能力。这种财富效应会直接转化为内需动力：一方面，居民消费意愿与消费层级提升，从日常消费品向品质消费、服务消费延伸，有效缓解 “内需不足” 问题；另一方面，消费市场的扩容又会反哺实体经济，带动相关产业营收增长、盈利改善，进一步夯实经济基本面，推动资本市场持续向好。

　　在此过程中，国内国际循环形成深度互动：跨境长期资本的流入推动市场稳定与产业升级→居民财富增加、内需扩大→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吸引更多全球长期资本入驻。这种 “资本流入→产业升级→财富增长→内需激活→资本再集聚” 的闭环，既让资本市场成为支撑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载体，又使其成为连接全球市场的关键节点，最终助力构建 “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中国特色发展格局。纵观欧美日等成熟市场，长期资本、财富效应与双向循环的协同机制，是经济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当前中国以制度型开放为依托，正将跨境长期资本的传导效能与自身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产业升级需求深度结合，走出一条 “资本赋能产业、财富激活内需、双循环互促共进” 的特色路径，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支撑。

　　未来中国的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需要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深化改革，以营造更加透明、稳定和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2025年2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升至4.33%，连续八个月保持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地位；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比例已从2019年的20%提升至2024年的35%。同时，人民币的储备地位显著巩固，目前已有80多个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全球占比达到3%，较五年前翻倍。人民币在结算、支付和储备方面的功能虽已有显著提升，但仍需进一步扩大跨境使用场景，丰富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鼓励科技企业点心债发行，提升熊猫债市场活跃度，并在更多地区推动本币清算安排，稳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增强境外资金对中国资产的配置信心，持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依托分布式账本技术、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前沿金融科技，可以进一步优化和升级跨境支付、清算与结算体系，提高资金跨境流动的效率与安全性。当前以“多边货币桥”（mBridge）为代表的央行数字货币（CBDC）跨境支付平台，通过连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数字货币系统，实现了点对点的实时清算，大幅降低了传统“SWIFT+CHIPS”模式下的交易成本与时间延迟，为跨境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重要实践。此外，依托公有区块链的开放性与高效性，链上支付在小额、高频的零售支付场景中展现出独特优势，为跨境电子商务、个人汇款等提供了低摩擦、全天候的支付解决方案。未来，应进一步推动传统跨境金融基础设施与数字金融技术的深度融合，支持更多国际金融机构接入如mBridge等跨境支付平台，同时依托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提升区块链技术安全性的前提下，在跨境投融资过程中，推动投资者识别、智能合约、交易监控等方面的应用，打造更加高效、安全的跨境金融基础设施支撑体系。

　　随着金融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已全面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等领域的外资持股限制，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平等参与新金融服务试点，但更深层次的制度障碍仍需突破。对于跨行业、跨监管领域，需要更高层的统一制度，例如各区域试点的QDLP、QDIE、QFLP等跨境投资渠道，存在审批规则和标准的差异，以及审批与备案落地的脱节。亟须制定更加统一透明的制度规则，以降低跨境资投资的制度摩擦，提升投资便利性，并防止跨区域、跨监管套利。

　　继续以自贸区、自贸港等重点区域作为制度创新的“试验田”。2025年1月，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金融领域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意见》，推动试点地区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实现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制度型开放、系统性改革成效。未来各自贸区、自贸港以及大湾区在制度型开放政策的先行先试上可发挥巨大作用，包括通过试点在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化、绿色金融开放、跨境资产管理等方面先行实验，再逐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并通过与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的深度联动，实现开放型经济质量和中国金融市场全球影响力的全面提升。

　　引导跨境长期稳定资金作为中国金融制度型开放的重心，不仅关乎金融市场的繁荣稳定，更关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金融体系的制度型开放是中国从金融开放的“规则接受者”逐步转变为“规则共同制定者”的必然选择，这既是对自身发展模式的革新，也是对全球金融治理的贡献。